成长期（1925——1949）

       从孙中山逝世到新中国成立，对宋庆龄而言，是艰苦卓绝的20多年。她经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局动荡，民族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她痛失所爱，被别有用心制造的流言恶意中伤，坚决反击背叛孙中山遗志的叛徒，成为国民党革命一翼领袖；最终从三民主义者成为自觉接受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者，政治思想日趋成熟。这个时期，宋庆龄创建并带领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反对反革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救助人民的各项活动。其中，儿童教育工作作为战争救济工作的一个重点部分出现，这个时期宋庆龄对教育的关注从大教育聚焦到儿童教育，教育思想主要散见在给友人、合作伙伴的信函中，更多地与开展的儿童工作相交融。这段时间的代表作有：《救济战灾儿童》《<黑母鸡>中译本序》《为举办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告来宾书》《致海外朋友》和致各位友人的信件等。

       《救济战灾儿童》写于1939年，主要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济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这些儿童是“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代表了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因此，她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在现在还没有孤儿院的地区建立孤儿院”。文中她介绍了已经在陕西三原地区建立的孤儿院情况，“收养了五百个儿童，为他们提供医疗、食物、衣服、住所、进行常规教育，以便训练他们成为未来的有用的公民，能够担当起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并打算在广西和四川等地再建孤儿院，而开展这项工作需要的是钱，“两美元或是八先令的钱，就可以维持一个孩子一个月的费用，包括食物、衣物、医药和工作人员的费用”。同时提出，“管理和教养工作有专人承担”。这篇文章和许多这个时期宋庆龄写予国际友人的信，展现了此时宋庆龄儿童工作开展的重心，争取一切资源募集资金，用于开展救济和教养儿童的工作。

       1947年为《黑母鸡》中译本写序。《黑母鸡》由苏联作家安.帕郭列尔斯基作，磊然译。宋庆龄在序中提出“多多注意被遗忘的儿童，给他们以更丰富的滋养物”，因为他们“缺少粮食——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而这些失去温暖和保护的孩子，他们幼小的身体和心灵，“多么迫切地需要这些东西的培育和滋养”。同时，宣传了这部来自苏联的童话，“包括了丰富的教育启发性”，赞扬苏联在儿童工作方面取得的进步，“已经把饱受战争苦痛的儿童，放到新的温暖的住屋、学校和图书馆中”。这篇是比较早的宋庆龄关于儿童教育内容的表述，即在满足孩子们物质食粮的基础上，还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1946年10月为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福利工作，宋庆龄举办第一届儿童福利舞会。1947年11月10日，在逸园舞厅举办第二届舞会，本次舞会净收入法币5.6亿元，作为支付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三个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之用。这是宋庆龄领导的机构以各种形式募集资金的活动之一。在《为举办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告来宾书》一文中她真挚感谢了各界人士对贫苦儿童的慷慨援助，对主要使用这些经费的儿童福利站和儿童剧团工作效果作了宣传，“福利站已经成为本市五千余贫苦儿童的第二家庭”，在这里他们“免费识字、医疗疗治和营养配合”；万余名儿童观看中福会儿童剧团上演的第一个剧目《表》时，“他们的高兴和惊奇是不难想象的”。

       《致海外朋友》是一篇回顾中国福利基金会1947年全年工作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儿童福利已经是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了。通过两次舞会，共募得二千二百美金，用于在上海开展的儿童福利工作。在劳动人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三个儿童福利站，“为邻近的儿童提供文化、医疗和补充营养”，五千多名儿童直接受益。“每天在站开放前几个小时，已有孩子们在门外排队等候”。宋庆龄聘请专业戏剧工作者，成立儿童剧团，让“贫苦儿童得到健康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娱乐”，剧团随后出演了两部儿童剧，一万五千名小观众观看了演出。儿童剧团里的孩子们，“得到两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参加了有益的活动，二是学会集体合作”。在上海之外，她捐助湖南四所孤儿院，让那里的孤儿得以生存和受到教养。文中，她强调了救济工作的三个重要方面，“扫除文盲”“宣传保健知识”和“提供营养补助”。

       这期间，宋庆龄与很多国内外友人有书信往来，本书统称这部分文字材料为“致各位友人的信件”。书信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介绍国内形势，争取资金支持；二是介绍援助工作进展，汇报资金使用情况。这些信件里，详细描述了宋庆龄领导的儿童福利救济工作，也表达了她对于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在教育内容上，宋庆龄非常重视医疗、营养、文化学习和基本安全，特别是卫生教育和识字教育，将其作为提高儿童现在和未来生活水平的长期项目；在服务对象上，提出除了关注城市居民，也要关注农民及其家庭，并认为农村里最需要帮助的是儿童和母亲；在教育方法上，指出要实施形象的教育，一张图画抵得上万语千言；在组织形式上，倡导采用“小先生”“小保育员”的形式，以发挥儿童的主观积极作用，认为这是低成本、收益快的方法；在学习教材上，呼吁儿童要使用根据他们实际接受水平而特别编写的教材。

文章摘录自《为国树人 缔造未来》，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沈媛媛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