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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学习】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源泉（九） |
| 时间：2019/12/30 访问次数：1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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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故居》这样讲到，“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不是卿卿我我的绵绵柔情，而是精神的结合，理想的结合，共同的信仰是他们爱情的风帆”。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婚姻观，“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少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可见，她与孙中山的结合，是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实现人类理想统一起来了。孙中山对宋庆龄而言，是人生伴侣、革命伙伴，也是终身导师。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在《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一文中，这样写道：“她尊重孙中山，自己以学徒自居，向师傅学习革命和各种知识。在晚年，她经常向我说起她有许多知识来自孙先生的指教，如关于用药的知识、认识娃娃鱼.......宋庆龄婚后，认为孙中山是丈夫、是师傅，自己是秘书、是学生。”十年婚姻，宋庆龄从孙中山那里学到了很多。由于经常陪同孙中山与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共产党早期创立者、苏联代表等不同政治派别会晤，接见知识分子、爱国学生、国际友人等各种群体，宋庆龄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思考得日益深入。
与宋庆龄结合，也让孙中山在颠簸流离的革命生涯中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在给友人詹姆士·康特黎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的幸福。”“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这句孙中山赠予宋庆龄的联句，写于他们九死一生经历陈炯明叛变事件之后。宋庆龄打算以牺牲自己来保全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领袖，这次蒙难造就了难以弥合的痛楚，怀有身孕的宋庆龄在逃难中因过度劳累和紧张而流产，并导致终生不能生育，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他们还一起经历背叛、刺杀、战争、失败，面对亲密战友被杀害的痛苦（1913年宋教仁遇刺，1916年陈其美被害，1920年朱执信被杀，1922年邓铿遇刺）。
爱泼斯坦总结这一时期宋庆龄的成长，宋庆龄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表现出的无畏精神中学习到宝贵的东西。这种宝贵东西的核心是孙中山坚定、坚韧的革命意志。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日后自然地流露在宋庆龄儿童工作实践中，她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用当下可以利用的资源，从能够入手的地方先发展，逐步深入发展。战争时期，没有钱就先募集资金，满足孩子们的生存权；借助各界社会名流力量办事，请张乐平作画义卖、请陈鹤琴担任儿童图书阅览室主任，请孔祥熙视察儿童福利站；建国初期，没有场地就找资源要场地，用最好的场所建少年宫、幼儿园，满足孩子们的发展权；“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开展工作，等时机一旦好转，就立即恢复各项教育文化工作。她总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儿童工作的重点，无论外部环境多么艰难，虽然形式内容或有变化，但为儿童服务的工作从不间断，宗旨从不改变。
孙中山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加深了宋庆龄对底层群体的直观认知和情感。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宋庆龄对劳苦大众的情感，起初多是出于父母言传身教、自身纯良天性、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她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阿妈》，怀着敬爱之情，描述在宋家工作20年的老保姆魏妈的故事。魏妈目不识丁，连自己名字都没有，却很有头脑，很会说话，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保姆应该是她年少时期为数不多的、比较近距离接触到的劳动人民。这个时候，宋庆龄就认为她们是跟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身上有着值得尊敬的品质。但是对穷苦人民更深入广泛的理解和关注，是受到身为“贫苦之农家子”孙中山的影响。宋庆龄曾描述孙中山少年时代没有鞋穿，吃不饱饭，这种感同身受和移情作用促使宋庆龄对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农群众充满了同情和悲悯。1924年夏，孙中山偕宋庆龄出席广州市农民联欢会，2000多名农民党员参加，这些人衣着破旧，光着脚，有的还担着扁担、挑着箩筐，走了好远的路赶到广州。孙中山有感于他们朴素的、积极的革命精神，激动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宋庆龄也深受感染，认为“让普通人进步、富裕、高尚、接受教育，始终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她清楚地认识到仅仅靠社会精英是不能改变国家面貌的，广泛普通群众才是坚实基础。所以她格外关爱包括贫苦儿童在内的所有孩子们，建福利站，设救济点，解决温饱，教授知识，还主张要把儿童剧送到贫苦孩子身边，因为他们的生活是苦涩的，需要戏剧给他们一些温暖和希望。
文章摘录自《为国树人 缔造未来》，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沈媛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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