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宋嘉树，是相当有进取精神的。几经转折，他进入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完成大学预科的学业，实现了求学深造的愿望。不久，宋嘉树转入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深造，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善于模仿的才能，将《圣经》中的话语和布道会上的说教背的滚瓜烂熟，令院长和师生刮目相看，毕业后被授予见习牧师，并派回中国传道。1886年1月，宋嘉树抵达上海，立即投入传教活动。但工作并不顺利，布道团团长看不中他，再加上方言不通、居民不积极、经济压力又大等原因，他最终退出布道团，改做生意为生。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有头脑，也顺风顺水，先后依靠为美国圣经协会经销《圣经》、担任阜丰面粉公司经理、开办家庭印刷厂等，发家致富了。憧憬民主、自由的宋嘉树渴望推翻专治的统治，早在1894年他就结识了取道上海前往天津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宋嘉树便积极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宋家住宅是孙中山在上海的常用落脚点、革命同志集会场所以及革命宣传品的秘密印刷地。孙中山曾经评价宋嘉树“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只要有需要，宋嘉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大笔经费捐赠给中国革命，而宋家自己的生活一度要精打细算。

宋嘉树不但不会向孩子们隐瞒他的革命举动，还会特地带着孩子们参加一些政治集会。1903年，上海民众举办拒俄大会，抗议沙俄占领东北。宋嘉树带着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当时11岁）到会场散发特地印制的几千张《爱国歌》，孩子们第一次目睹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幼小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从张园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路高唱《爱国歌》。

宋庆龄认为，教育中国未来一代，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思想教育，要孩子们从小树立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远大理想，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宋庆龄有大量的关于革命理想、思想教育、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些提法，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难免让人思虑这是不是为了回应当时所处政治环境的一种应付性的口号。但是细细品味宋庆龄的成长历程，会体会到这种想法是发自肺腑的。成长于这样的家庭，融入日常生活的爱国氛围以为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大义，对孩子们起到不可估量的熏陶作用。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是父亲关心时政，竭尽所能支持革命；从小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是置身于社会发展洪流之中的一分子，这种导向对宋家所有兄弟姐妹都是不可磨灭、内化于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父亲宋嘉树是他们爱国意识、民族情感、民主革命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决定了他们日后不可逆转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