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1955年，时年62岁）
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召开的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在《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名。宋庆龄率先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2月13日（1947年，时年54岁）
致函黄家权，送阅中国福利基金会最新报告，并告知救济物资运进解放区面临的问题。
2月14日（1958年，时年65岁）
收到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发来的贺电，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8周年。
2月15日（1937年，时年44岁）
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在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中断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10年之后，首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是日，她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联名，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在宋庆龄等左派的推动下，国民党内发生了很大变化，英美派逐渐占了优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大会原则上接受。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
2月16日（1954年，时年61岁）
撰写《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一文，发表在《人民中国》（英文版）1954年第4期。
2月17日（1945年，时年52岁）
致函杨孟东，告知有关人事变动和目前国共谈判的情况。
2月18日（1956年，时年63岁）
撰写《视察云南省工作的报告》，发表在195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上。文中指出，“云南省是个多民族的地区，按去年的统计，全省一千七百三十万人口中，有五百七十万人是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也就成为云南省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对于处在我国边疆的云南，在这项工作上应当予以更多的帮助。”还提出，“云南省的卫生工作还需要加强。”“如何加强卫生工作和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是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职工提出要求学习技术、学习文化的反映，当地条件不够，问题还未很好地解决，“中央予以适当的帮助是很必要的。”
2月18日（1937年，时年44岁）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进一步阐明所提出的《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宋首先指出当时的形式：“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日本的挑衅已使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继续发展中。”“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
鉴于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是促成两党团结抗战的一个条件，她抓住这个要害，狠批了“恐日”病。指出：“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并深刻地分析了日本不能战胜中国的根据：“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做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黩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从而她得出结论说：“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她还针对汪精卫之流的反共叫嚣，义正词严地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她还对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具体意见：迅速结束训政，召开国民会议，实行普选，建立民主政府，释放政治犯，给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发动群众运动，促进农村建设的工业化、改善人民生活等等。
最后，她明确地表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她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国民党当局慑于宋的地位和威望，企图以拒绝刊登她的演讲来缩小影响，为此，宋于1937年3月将文章在上海英文杂志《中国呼声》上发表。
虽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由于亲日派和顽固分子的阻挠，宋等的提案未被通过，并且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货之决议案》，然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在宋等左派的推动下，国民党内发生了很大变化，英美派逐渐占了优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大会原则上接受。大会《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并将依据此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出于抗战”。提出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等条件下，可以与共产党合作。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连陈公博都不得不承认：全会“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虽然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改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