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1936年，时年43岁）
设法沟通国共两党关系，促进国共谈判，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努力。
宋通知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着其送一要件到陕北面呈中共中央。
宋除交董要件一包外，还付给路费百元和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发委董为财政部委员的委任状（一说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作为沿途的“护身符”。并叮嘱他妥为保管要件，说“此事办成功将益国非浅”。这个要件的内容，是沟通两党关系，推进两党谈判。上海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张子华乔装成仆人与董一起前往陕北。
【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吞并中国的步伐，蒋介石一度幻想依靠国际联盟及英美出面仲裁，以强迫日本从中国退兵的企图落空后，便谋求与苏联接近，希望苏联能牵制日本，并给中国以实际援助。苏联则要求国共联合，不同意迫使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而为国民党收编。随着日本侵略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对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同时，也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加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越来越困难。形势迫使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已不可避免，开始考虑与共产党谈判，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国民党从1935年底开始陆续通过几条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商讨恢复谈判事宜。一条是国外的渠道，即通过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的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联系和会谈；另一条是国内的渠道，主要由宋子文主持，派曾养甫（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通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劳工科科长的谌小岑（五四时期层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等联系，同时谌小岑还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地下党联系。
由于两党隔阂较深，开始接触仅限于下层组织，在外围试探对方意图，层层汇报，逐级请示，以致信息不能畅达，双方意图不够明确，时间拖延，进展缓慢，难以打开局面。宋子文为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亲自找到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二姐宋庆龄，请她设法与中共领导核心联系。宋庆龄认为蒋介石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和国家民族利益，欣然同意出面斡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董健吾。
中共中央所在地所在地的陕北，处于张学良的部队包围之中，那时，陕北冰天雪地，道路不通，董健吾在西安滞留40余天。后来得到张学良的协助，派飞机送董到肤施（延安），再由防军派骑兵护送至瓦窑堡。这时，已是1936年2月27日。而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山西、陕北前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张云逸接见了董、张二人，并把要件转呈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要件中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一是不进攻红军；二是一致抗日；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武装民众；五是倾蒋尚有款。
3月4日，洛甫、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董健吾进苏区后化名周继吾）明确表示中共“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此外，中共中央领导人还送给宋珍贵的纪念品——江西苏区政府铸的有斧头、镰刀的银币3枚及布币整零1套，请董转交给宋。
董健吾随即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董健吾还转达了毛泽东像宋子文的致意，说明“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联合战线”，望其促进南京当局改变对内对外方针。
国共分裂10年，刀光剑影，兵戎相见，积怨甚深，重新携手确非一件易事。几个渠道对国共谈判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宋庆龄沟通了国共两党中枢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她最先在两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立了首功。
【转载自北京宋庆龄故居微信公众号】
